admin2023/06/05

 

 

我贪官落马的N个“意外”

罗满元

 

不可否认，今天我们的反腐很猛很严肃，也很有成果；同样不可否认，今天我们的反腐又有些很花边很娱乐，也很有喜剧色彩：一些贪官的落马，竟然缘于许多匪夷所思的“意外”!种种“意外”，虽然让一些贪官落了网，可也让我们的反腐蒙了羞。

每当贪官“意外”落马，公众就会饱尝一顿“新闻大餐”。久而久之，我们有些人似乎产生了一种错觉：原来反贪也会如此不费周折，如此让人“享受”！

如果我们据此认为，依靠这些“意外”就能轻松痛快地查出贪官，那就太离谱也太天真了。因为，贪官“意外”落马只是偶然现象，透过这种“偶然”，我们看到的是必然、是规律：贪官落马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偶然是必然的集中表现，必然则寓于偶然之中；贪官落马，应该没有“意外”！

贪官“意外”落马的个案分析

贪官落马都是一样的，但贪官落马的“意外”各有各的不同。让我们一起来看几桩贪官“意外”落马的典型案例。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是新世纪以来被查处的最高级别贪官之一。像他这种级别的官员，没有明确的铁证，要对其“动真格的”，谈何容易！所以即便是震惊天下的上海社保基金案暴露一段时日后，明知自己深陷其中的陈良宇仍然坚信别人抓不住他的把柄，因为他坚信知道自己底细的人都是“铁哥们”，即使“进去了”也不会“出卖”他“陈哥”。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就这样发生了：与陈良宇“兄弟般”交往了20多年的“铁哥们”、原上海新黄浦集团董事长吴明烈，“进去”不久后就“叛变”了。他向专案组交了一本明细账，那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他向陈良宇夫妇行贿的项目、时间、地点、数额、证明人等等，样样要素齐全，真可谓是“亲兄弟，明算账”，让陈良宇想不认账都找不到门。不可一世的陈良宇就这样“意外”地被“铁哥们”吴明烈“出卖”了，“意外”地栽下了马。

陈良宇可能至今仍在心里骂吴明烈是“损友”是“甫志高”，可他也不想想，当一个贪官想要保命的时候，他什么样的“救命稻草”不想抓呢？

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贪贿2500万元出逃海外被缉拿归案，引渡回国后，为了“立功赎罪”，就供出了比他级别更高的“主子”——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刘方仁落马时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让卢万里及其亲朋戚友得了那么多好处，卢万里竟然为了“将功赎罪”，把当初送给他一对劳力士手表的区区小事也给抖了出来。情节很简单：卢万里有一个在国外经商的亲戚，为了打通贵州的生意“关节”，卢万里带着亲戚去“拜见”刘方仁，奉上了这对价值10.6万元的“见面礼”。刘方仁认为卢万里是个“放得心”的下属，所以才敢收下这对金表；卢万里“出事”后亡命海外，其案情并未查到与刘方仁有直接瓜葛，这让刘方仁在心里感到卢万里这样的“哥们”不仅“放得心”而且“靠得住”。可到头来，那对金光闪闪的手表，犹如一副金色的手铐，不仅“铐”住了刘方仁的政治前途，而且“铐”出了刘方仁贪贿700多万元的惊天大案，那个曾经一直以“勤政”形象示人的“封疆大吏”也就此轰然倒地。

如果说陈良宇、刘方仁的落马是被“哥们”的“出卖”引起，他们的“意外”自己无法控制的话，那么原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原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的落马，其“意外”在于他们自己在有意无意中把自己给“卖”了却还浑然不知，很有点“大意失荆州”的味道。

李宝金长期经营天津公安、检察，名震津门、权倾一方，人称“津门一霸”。李宝金也以此为荣，自恃贪贿多年而无人敢来问津，便更加有恃无恐，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无所不能，不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中央巡视组来了，按惯例找李宝金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忘乎所以的李宝金竟然在巡视组面前吹嘘说，他在天津怎么能干，为国家做了多少事情，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讲得唾沫四溅、活灵活现。最后他对巡视组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你们在天津想办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市长办不了的事儿我都可以办。巡视组听了这句话后不动声色，但在心里却琢磨开了：这个检察长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呢？市长办不了的事他都能办到吗？后来巡视组经过明查暗访，惊人地发现：这个检察长果然了得，什么违法犯罪的勾当他都能办！李宝金搞了大半辈子侦查，嗅觉是很灵敏的，但这一次，直到被抓，他一点动静都没觉察到，因为“意外”出在他自己身上，他没法去“侦查”。

还有那个黄金高，明明自己屁股下面满是狗屎，却捏着鼻子蹙着眉头东看西瞧地大喊怎么这么臭，还自作聪明煞有介事地在网上发文，“揭露”别人“贪污腐败”，称自己“穿着防弹衣”在“冒死反腐”，引得舆论一片哗然。黄金高这个贪腐高手就是这样，不仅博得了人们的同情，还赚了个“清官”美名，一时成了“反腐斗士”。可聪明反被聪明误，黄金高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这一招招来了“引火烧身”。转瞬之间，就是这个“穿着防弹衣反腐的县委书记”，被查出不仅雇用“枪手”写了那篇网文，而且贪贿了500多万元、包养了4个情妇，“清官”也迅即成了“贪官”。

李宝金的一句海口，黄金高的一篇网文，就自己把自己“意外”地拉下了马。而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则是“意外”地栽在了情妇的“反水”上。

李真被“双规”后，曾设想了种种被人供出的可能，但就是没有想到他的情妇会“反水”。而事实上最终把他送上断头台的恰恰就是他的情妇，她向专案组提供了李真贪贿的关键证据。直到走向“地狱之门”时，李真还在感叹：“谁都可以供出我的问题，唯独她不该。在和专案组‘抗’的108天中，我想到了可能会从100个人身上获得200条线索，但绝对不会从她身上得到任何一条线索。我不能想象她像项羽的虞姬为项羽自杀，起码也得像《红岩》中的江姐一样，咬紧牙关不吐一个字。”李真失算了，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在他看来如此“坚贞”的“桃花劫”，只得怨恨而死。

几年后，庞家钰吸取了李真的“经验教训”，他养了11个情妇，既“爱”着她们，又“防”着她们，让她们“反不了水”、“坏不了事”。可“意外”还是发生了。庞家钰没有想到，他的11个情妇竟突然“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情妇团队”，集体实名把他告到了中央，“造反”了。这一次，庞家钰真是“防不胜防”，他即使武功盖世，一个指头能按住一个情妇，可还是有一个按不住，还会把他扳倒——因为贪官情妇一旦“造反”了，那可是不要命的主儿，贪官的许多“死穴”往往就攥在她们手里，贪官就此落马的话，不死也要脱层皮。

贪官落马，当然不止上述几种“意外”，还有“离”出来的、“偷”出来的、“杀”出来的、“绑”出来的、“炸”出来的、“烧”出来的、“诈”出来的、“找”出来的、“震”出来的、“嫖”出来的、“笑”出来的、“跪”出来的、“示”出来的、“学”出来、“写”出来的、“诉”出来的、“骗”出来的、“牵”出来的、“逃”出来的、“藏”出来的、“撞”出来的……“意外”多了去了，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训。

贪官落马谁感到“意外”

仔细梳理一下贪官落马时的情形，似乎都有一些“意外”的成分；再仔细考察一下这些“意外”，它们的主体及其感受与产生“意外”的根源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折射出来的社会治理意义也是大不一样的。

那么，贪官落马到底谁在感到“意外”？他们为什么感到“意外”？归纳一下，主要有下述三种情形：

其一，贪官自己感到“意外”。

其实，贪官落马，最不感到“意外”的就是贪官自己，因为他们十分清楚，是贪官就迟早要落马。就这一点上来说，他们也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们之所以对自己的落马感到“意外”，在于他们有时过于自信，结果在他们感到最保险的地方出了“危险”；也在于他们有时过于精明，结果在他们觉得最不会出事的时候“出事”了；还在于他们有时过于虚伪，结果在他们认为最有面子的场合丢了“面子”，落马的方式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光彩”，等等。

武汉科技大学原校长刘光临、原党委书记吴国民，是两个“生死对头”，两人都知道对方是个贪官，但谁又不敢揭对方的疮疤，因为“同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遵循的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游戏规则”，谁也不会傻到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和人生作代价去毁掉对方，所以别看他们两个“对头”一天到晚相互攻击、吵来吵去，但在贪贿这一点上，他们又各自为对方留下空间和渠道，各得其所、各得其利，这反倒创造了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可是有一天，“意外”发生了：党委书记吴国民一时突发奇想匿名举报了校长刘光临，办案人员据此直捣刘宅，当场搜出300多万元现金，刘光临应声落马。吴国民的如意算盘是：刘光临的问题太多，他绝对想不到是我吴国民告发了他，也绝对不会把我吴国民“拱”出来，因为那样的话，还会发现他更多的问题，所以告发他既是一着险棋又是一着妙棋，既除掉了“异己”又保全了自己。而刘光临心中的小九九是：吴国民不仅不会告我，可能还会保我，因为告我就是告他自己，保我也是保他自己，所以除非查出了“铁证”，否则我一概“不知道”，不然的话越“坦白”罪越重。可事情发展的最终结局，让两个贪官均感“意外”：举报刘光临的正是吴国民，而查刘光临时很快就查出了吴国民，吴国民一声哀叹：“我是搬起石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于是，“书记举报校长，最后双双落马”成了各大媒体抢手的新闻演义。

其二，组织上感到“意外”。

具体地说，这里的“组织上”实际指的是某个落马贪官所在的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及其领导与同事，再加上专司反贪腐的职能部门。某个贪官落马时，常常会听到“组织上”说：“真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人！”其实，要说“组织上”压根儿一点都不知道某个贪官是“这样的人”，那也未免有点冤枉；“组织上”感到“意外”的，往往是某个贪官落马的时间、地点、形式和轻重程度等有点出乎他们的预料。

 

原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贪贿169万元，另有133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其实，所有这些非法财产，有一个人却“明白”它的“来源”，这个人就是段义和的“二奶”。“组织上”也曾接到过这个“二奶”的“反映”，“组织上”也曾找段义和“谈过话”，“组织上”也曾预感到段义和要“出事”，但“组织上”最终对段义和的“出事”还是大感“意外”：为了灭掉“二奶”这个“心腹之患”，段义和竟然精心设计制造了一场爆炸案，把“二奶”当街炸得粉身碎骨、血肉横飞，让“二奶”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当然，后来“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自然加上了段义和。只是，段义和的落马戏演得让“组织上”有些跌破眼镜，同时又有些心惊肉跳：原来段义和不仅是个贪婪的腐败分子，他还是个凶残的“恐怖分子”！

其三，老百姓感到“意外”。

准确地说，某个贪官落马，并不是所有的甚或认识他、知道他的老百姓都感到“意外”，而是那些善良的、不知某个贪官贪贿内情的老百姓才感到“意外”，那些了解甚或略知某个贪官贪贿内情的老百姓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大凡贪官，都有一套高明的伪装术，有的甚至还有良好的口碑，给公众留下的总是“廉洁”、“奉公”、“朴素”、“亲善”等等的印象，平日里看上去哪里像个“贪官”的样子，所以一落马，就有了巨大反差，就“意外”了。

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是一个被人们称为“最不像贪官”的贪官。田凤山出身低微，在黑龙江从一个普通教师起步，从公社党委书记而县长而专员而市委书记一直到省长，在每个阶段的任上，都给官员和群众以“老实人”、“老好人”甚至“土包子”、“胆小鬼”的感觉，谁都不会相信他会做大官，更不会相信他会做贪官。有这样一件事情一直在私底下传为笑谈：哈尔滨亚冬会开幕式上，田凤山主持开幕式讲话，当时有中央领导在场，他第一次在这种大型场合讲话，拿着讲话稿在念，上气不接下气，手一直在哆嗦，腿也一直在哆嗦。于是，有人就断言，连讲个话都那样紧张的官，要他做贪官，他就是有那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可人们最终还是看走了眼。就是这个“处处小心谨慎”、“从不锋芒毕露”、“见了谁都会打招呼”的“好官”，后来不仅做上了大官，当上了“内阁部长”，而且一直以“不显山不露水”的姿势贪贿，成了大贪官。这不仅让熟悉他的人们连称“意外”，而且让他老家一直以他为荣的乡亲父老也好生无奈：“没想到的事，他不像那种大贪官啊。他从我们肇源这个小地方一步步爬上去，不容易啊！”

贪官落马谁感到“意外”，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考察，让我们更清楚更及时更准确更有效地找到预防贪官产生、防止小贪变大贪、减少贪官落马“意外”事件、降低反贪成本的路径和方法。

让贪官落马不再“意外”

贪官“意外”落马比贪官正常落马肯定轰动得多、热闹得多、可乐得多。如果我们的反贪仅仅陶醉在贪官“意外”落马的欢悦之中，那我们不妨把反贪斗争演绎成说相声、抖“包袱”，多赚几个吆喝得了。但事实上，贪官“意外”落马只是小概率事件，如果没有“意外”发生，那我们的反贪是不是就没有了对象甚或没有了意义呢？非也！

现在，出了几起“情妇起义”扳倒贪官、家人“大义灭亲”举报贪官、“铁哥们”一“进去”就“出卖”了贪官什么的“意外”，经舆论一顿爆炒后，无形中放大了贪官落马的意义，也无形中放大了“意外”在反贪斗争中的意义。

其实，情妇“起义”、家人“灭亲”、同党“叛变”等等，只不过是“被窝里的风暴”、“饭锅里的波浪”、“茶杯里的涟漪”而已，形成不了大气候大环境大局面，对整个反贪腐斗争意义不大。权威的统计显示，在已查处的贪官中，80%的贪官是与亲人、情人和“死党”共同贪贿的，他们已经结成了十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既得的共同利益和命运，他们之间发生矛盾、斗争的情形是很少见的，即使有也会最大限度地进行“内部消化”，“意外”是不会轻易发生的，“堡垒”是很难从“内部”攻破的。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反贪斗争很艰难、很复杂、很曲折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在正常的反贪斗争中经常会查出“家族案”、“窝案”、“串案”的原因，这还是我们经常在贪腐案件中看到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原因。

真正的贪官“意外”落马案，那是很少见的。正因为少见，才容易被放大，才容易引起关注，才会出现贪官一“意外”、众人就“发烧”、媒体就“起哄”的现象。而实质上，对反贪而言，情妇“起义”靠不住，家人“灭亲”靠不住，同党“叛变”也靠不住，一句话，指望“意外”来反贪，靠不住！

那么，我们的反贪斗争真正“靠得住”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制度，公开、透明、切实可行又有效施行的融预防、监督和惩处于一体的制度！

有人调侃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反贪腐机构和反贪腐队伍，拥有世界上看起来最完备最人道的反贪腐机制和反贪腐制度，但同时又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看不见的贪官，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有一个贪官从我们身边“意外”地冒出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教育不可谓不经常不生动，我们的监督不可谓不完全不严密，我们的惩处也不可谓不严肃不严厉，但就是防止不了贪官的不断产生、中止不了贪官的腐败行动、阻止不了贪官的“意外”落马。这其中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反贪腐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完整的执行，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得到执行。再好的机构建制如果不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到位，再好的制度机制如果不有效运转或者运转起来不正常，那都像是瓶中花水中月，“看上去很美”而已。因此，真正有效地、完整地执行反贪腐制度，不仅是摆在反贪腐职能部门面前的现实任务，也是让贪官的落马不再让贪官自己、“组织上”和老百姓感到“意外”的最见血见肉的措施和方法。

现在的问题是，反贪腐的职能部门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选择性，其中特别突出的问题是热衷于“抓大案要案”，仿佛一年不抓出几个“大案要案”，反贪腐斗争就没有成绩没有成果似的。结果“大案要案”一出，各方又都感到“意外”，落马贪官马上“忏悔”：“没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自己做了这么多对不起党和政府、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的事……”“组织上”表示“痛心”：“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造成的损失这么大……老百姓只有愤恨：“没想到这个‘父母官’喝了我们那么多血汗，罪该万死……”媒体则提出质疑：“没想到这个贪官竟能贪贿那么多年，难道当地的职能部门一点也不知情？”所以，这样热闹一阵以后，第二年又“意外”地冒出一批“大案要案”，然后又开始“热闹”。

反贪腐当然要抓“大案要案”，但更要应当注重“防微杜渐”和“零容忍”，更应当注重预防和监督，尤其是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把反贪腐斗争的重点位置往前移，真正地往前移，真正地花力气花功夫从根本上从源头上从萌芽上治理贪腐，从而真正地减少贪官、减少损失、减少“意外”。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痛恨贪腐，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正义和良心所在。只要我们反贪腐斗争的位置真正地往前移了，只要我们的反贪腐制度和机构有效地保护和鼓励了群众反贪腐的积极性，再狡猾再隐秘再伪装的贪官，也不会做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也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而会时时露出这样那样的“尾巴”。而职能部门一旦得到了“尾巴”信息，就要主动出击，去“揪一揪”、“谈一谈”、“看一看”、“提醒提醒”、“警告警告”、“训诫训诫”，这样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就会“劝”回好多同志，就会减少好多“大案要案”，就会减少好多“意外”落马的贪官。不然的话，如果听之任之，任其“烂”下去，到时候“收拾”，很多人由于走得太远，就“回不来了”，损失就多了大了。反贪腐捉贪官千万不能再这样图一时痛快了。

现实生活中，只要我们留心留意，即便不是“火眼金睛”，一些官员的贪腐苗头，一些贪官的贪腐言行，都会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捕捉到、感受到、收集到。譬如：有的官员突然莫名其妙地变得“阔气”起来“豪气”起来了；有的官员开始很刻意地“包装”自己了；有的官员无缘无故地热衷于拜佛烧香请“大师”了；有的官员给人明显感到在外面有情妇可“后院起火”后却又“夫妻和睦”了；有的官员“一人得道”后就“鸡犬升天”了；有的官员醉心于为老板、大款、“黑老大”办事，与他们称兄道弟走得热乎了；有的官员遇事少了正气而多了义气多了痞气多了匪气了；有的官员忽然与来路不明的“高干子弟”搭上“关系”了；有的官员明知被骗被偷被诈了却又不追不查了……这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一经出现，我们就要怀疑这个官员是否有问题了——这当然与“怀疑一切”是两回事；这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一经发现，我们就应该立刻启动反贪腐的工作机制，做好教育、训诫、帮助、挽救、调查以至相应的处理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不少有错误甚至有严重错误的官员止于“错误”，让不少官员不成为贪官，让一些小贪官成不了大贪官——即使某些贪官一时“漏网”了将来再落网，我们也不再感到“意外”。

完整地执行预防、监督、惩处相结合的反贪腐制度，将反贪腐的位置前移，突出预防、加强监督，应当成为我们反贪腐斗争的重中之重；让贪官落马不再“意外”，这应当成为我们反贪腐斗争最为正常、最为有效、最为成功的一种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