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2024/04/15
罗家巷和《更生论》
南正街通向老 “人民电影院”,即今第一农贸市场的巷子,叫罗家巷。巷内原有罗氏宗祠 (老祠、后移八角亭边东马路),故名罗家巷。
罗姓是耒阳本地之土著姓氏。我们说的 “土著姓氏”是指汉代至晋代时耒阳就有的姓氏。
就笔者所掌握的文字和实物史料,耒阳土著姓氏至少有:谷姓 (谷朗碑、《后汉书·蛮夷传》)、蒋姓 (《后汉书·卫飒传》)、邓姓 (夏塘镇乌珠岭出土之“邓功万世酒樽”及 “邓儿榔下”滑石质砖二件文物证)、程姓 (“晋故曹夫人碑云:晋故耒阳东乡敖里程氏命……”)、胡姓 (《后汉书·窦武传》所言 “胡腾”)、以及罗姓。这些姓氏,都可在光绪 《耒阳县志》找到相关记载。后汉蔡伦虽是耒阳人,但其后代在今陕西省龙亭铺蔡伦原封地。今耒阳新市镇水西和大市排一、集中村所住蔡姓的祖先,是南宋初由河上蔡丘人湖南攸县,元末时由攸县迁入的。故耒阳今蔡姓不是土著姓氏。
罗姓为耒阳的土著姓氏,见之于 《湖南通志》及光绪 《耒阳县志·人物》二书中记载耒阳在汉代时有个叫罗陵果的人,为郡姓汲的府君辩冤,被 “掠拷惨加五毒”,宁被 “授刀截舌”献之朝廷,群公认为他很义气,终于使汲府君雪冤。事虽感人,但 《汉书》无记载,无法论证。罗姓最可信之先人当首推罗含,罗含正史有传。《晋书·卷九十二·艺文·罗含》对罗含作了较详细记载,罗含 (292~372年),字君章,号富和,桂阳耒阳 (今湖南省耒阳市)人。曾祖罗彦,蜀建兴时 (蜀刘禅年号,223~237年)任临海 (今浙江省临海市东一百十五里)太守。父罗绥,字景南,蜀汉延禧(刘禅年号,236~257年)时任荥阳(令河南省荥阳市)太守。
罗含二十岁时,湘州州官三次征辟他做幕僚,罗含拒绝不去。新淦 (gan或han)人杨羡做湘州州将,推荐罗含作州将主簿 (职掌典领文书簿籍,经办事务。虽非椽吏之首,然地位较高。东晋诸公及州、郡、县均置主簿)。罗含再三推辞,杨羡一再招荐,没有办法罗含方就职,待杨羡不任州将后,罗含也去职,并送杨羡回新淦老家。新淦曾是罗绥早年任县宰的县,老百姓听说老县宰的儿子到了新淦,送了罗含很多钱物,罗含无法辞退。到了返回耒阳时,罗含将新淦官民所赠财物,全数封留,空手回耒阳,这件事让人叹服,都觉得罗含不是贪财之人。
后来,罗含还担任了桂阳郡功曹 (郡府椽吏,职掌选举,兼诸曹事务。秩百石)江夏郡从事,(椽吏、后改名为参军,秩亦百石)。江夏郡太守谢尚与罗含为朋友之交,并不把他作下级看待,称赞罗含是 “湘中琳琅”。不久,罗含被荆州刺史庾亮调到荆州任州主簿官。永和元 (345)年,桓温任荆州刺史,安西将军。罗含转安西将军府任征西参军(征西将军是桓温幕僚,协助治理府事、参谋军务,为诸曹长官)。桓温与谢尚不和,罗含机智地调和二人之矛盾,桓温也没有追责罗含。后罗含还被桓温任为州别驾(别驾又名别驾从事。刺史到其辖郡视察,罗含跟从,另坐传车,故称别驾。秩百石。秩虽轻,职却重,有 “其任刺史之半”,与治中从事同为州之上佐,州事无所不统管)。
在荆州任职期间,因荆州城内喧嚣嘈杂,罗含就在荆州城西一个河边小洲上,自建一间茅屋,砍树为床,织芦为席,穿粗布衣服,吃蔬菜粗饭,安静平淡地过日子。
人云罗含是 “荆州之材”,桓温说: “罗含是江左之秀,岂单单荆楚而已”。(江左一名,是当时南朝人未称东晋王朝为江左)。可见桓温对罗含之器重。罗含后调任晋王朝中央尚书台任尚书郎,负责启封百官章奏,面奏皇帝,并解决皇帝质疑,皇帝成命亦经其代拟诏令下达,秩四百石。在尚书台任尚书郎一年满,即升为尚书郎中,满三年即升为侍中,秩虽轻而职权重,升迁较快。但桓温重视罗含,又把罗含调回荆州任征西户曹参军,为其掌管民户、祠祀、农桑等事务。不久升罗含任宜都郡太守(太守为一郡长官,秩二千石)。升平四 (360)年桓温被封为南郡公,又援引罗含为郎中令,待从其左右,戌卫南郡公宫,管领诸大夫、郎官等,职位甚重。后征为正员郎 (职不明、无考)累迁至散骑常侍,侍从皇帝左右,谏争得失,参掌机密,为皇帝草诏出令。选望甚重,位三品,秩比二千石。不久,罗含又任侍中官,为门下省长官,除侍从皇帝左右外,兼掌出纳玺封诏奏,有封驳权,参预机密政务,上亲皇帝,下接百官,官显职重,时号 “门下”或以宰相目之。之后,罗含又转为廷尉(为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长官,九卿之一。秩中二千石,三品官)。后放外,为长沙王国丞相,掌辅导、匡正、监督长沙王,有谏诤举奏之责。最后因年老致仕,加官中散大夫(无职事养老之官)。
《晋书·罗含传》还记载了三件耐人寻味之事。
其一:罗含因父母早逝,由叔母抚养大。有一天罗含白天睡觉,醒来后对叔母说,自己梦见一只纹彩非常漂亮的鸟,飞到口里去了。叔母说:你以后一定会写文章。
其二:罗含做官时,他的官舍会总有一只白色的雀鸟,栖息在屋堂上。
其三:罗含致仕回到耒阳家里,家中院子和台阶突然开放长出的兰草花和菊花。人认为是罗含德行好,才出现的吉象 (兰花是春季开的花,菊花是秋天开的花)。
罗含死时七十七岁,葬耒阳大义乡五雷山。一生曾著 《湘中山水记》,简称《湘中记》,是罗含最有名的著作,《湘中记》虽然在明代就已经失传,但从 《水经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及很多地方志书中,遗留下来的《湘中记》文来看,罗含是个地理学家,是个文学家确不逊色,难怪编写 《晋书》之人,将罗含列传人《文苑》传人之中。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山水文学史中,在中国地理学史中,民族学史中以及中国方志学、历史学中,罗含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关于罗含之《更生论》一文,从文体看,亦符合刘勰对论说文之定义:“论也者,弥论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说所谓论说文,就是概括各种言论、意见,精密地研求出一个道理来。我说 《更生论》是罗含读 《庄子》,以及向秀注译的《庄子》的读书心得。
说他是读书心得的缘由,其一是:罗含自己在文中开头就说:“善哉!向生之言。”翻译成今天的语意是说 “精妙啊!”“向先生说的道理。”这就已经明白告知我们,罗含是读了向生(向秀)的注译《庄子》,觉得很有道理才发出感叹,从而引出论点———更生论的。
我为什么说 “向生”是指向秀呢?因为 “生”字在汉魏晋前,是对那些有才学、有德行的读书人的尊称。《史记·索隐》云: “生” “亦” “先生”省字呼之耳。“向”指向姓。“向生”指向秀,罗含之前的向姓人,且与 《庄子》一书有关的 “向生”,只有向秀。据 《晋书·向秀使》载:向秀,怀 (今河南省武陟 <音zhi或 de>县西南)人,字子期。清悟有远识,少为同郡 (河内即今河南洛阳郡)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注《庄子》,妙行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末竞(未完成)而卒。或云郭象之注 《庄子》,大半窃自向秀。秀素与嵇康、吕安友善。嵇康被杀,乃作 《思旧赋》以哀之。后为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安身)而已。卒于任。
其二:从罗含的《更生论》内容来看,完全是读向秀注 《庄子》及 《庄子》书中内容。
就“更生”一词来看,就是出自《庄子》。《庄子》外篇 《达生》篇云:“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意思是说,想有作为养形的人,牵无过乎抛弃世间分解的事,抛弃了世间与养形无关的分外事,就没有了忧虑的牵累,无忧累就合于正真平等的道,合于正真平等的道,就会深思于日新的变化,所以能穷尽道的玄妙。其中 “更生”之词,是指日日变更而新意思。罗含 《更生论》中 “变生”是指人的生命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永无穷尽地轮环下去。“更生”一词是出自《庄子》。
《更生论》中很多语言相似于《庄子》或向秀、郭象二人所著《注庄子》。
如 “天者何?万物之总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而 《庄子·达生》篇说: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疏): “夫天者,万物之总名,自然之别称”。又如《更生论》说: “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质有聚散,往
复之势也。”《庄子》云:“察其始……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复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罗含之生死说,完全是对《庄子》说的注释和体会。《庄子》还说:“生也死之德,死也生之始。熟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更可看出罗含思想之痕迹了。综上所述,可见罗含 《更生论》仅是一篇读书心得的哲学著作而已。
那么罗含为什么要写这种作品呢?我认为:一是时代使然。罗含所处时代,是一个战乱时代。自司马炎取代曹氏魏政权,建立西晋政权 (265年)后,不久就发生了 “八王之乱”,接着就又是内地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随即又发生 “永嘉之乱”,匈奴刘渊、刘聪父子与王弥攻打洛阳,西晋专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忧惧而死,西晋主力被刘聪部将石勒消灭,不久,洛阳被刘聪攻破,西晋怀帝被俘杀。第二年 (316年)西晋灭亡。北方分裂,相继建立许多割据政权,史称 “五胡十六国”。整个西晋五十二年中,几乎未安静过几年。在长江南的东晋政权,首先是王敦握重兵欲专权,引起东晋元帝司马睿不满,王敦起兵攻杀刁协、戴渊后,进入都城建康,自命为宰相,并且要自立为皇帝,遭到大臣反对,王敦及其党羽好不容易被平息下去。晋元帝之后是晋明帝,晋明帝登位后仅三年就病死了,其子司马衍仅5岁是为晋成帝。不久,发生了苏俊、祖约之乱,后虽被庾亮、陶侃镇压下去,但又形成庾亮与王导两派之争端。王导、庾亮死之后,东晋内争平息一段时期。又有恒温的三次北伐战争。总之,从西晋到东晋,罗含所生活的年代,内争外战战事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知识阶层就产生了各种复杂的思想。
二是社会长期的动乱,迫使一些统治阶级人士去寻找新的理论武器来维护政局的稳定。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研究道、佛二家,于是有的就研究起 “玄学”来,企图用中国本土知识来解释外来佛教。罗含就是想用老庄等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的生死观。魏晋时期把《老子》《庄子》《易》称为 “三玄”。当时,佛教传人中国已百余两百年,佛教的 “生死轮回”说流传非常广泛,很多人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以逃避战乱带来的灾难。统治阶级也希望政权的稳定,希望人民不要反抗他的统治。一些知识分子积极为统治阶层寻找理论依据。
罗含之《更生论》就是魏晋南北朝时,实行 “九品中正制”的理论依据。这里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下 “九品中正制”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汉代的察举征辟用人制度至汉末时,已彻底腐败,成为弊病。曹操曾先后三次下 “求贤令”企图建立新的文官选举制度。直到魏文帝曹丕黄初元 (220)年,才推行由史部尚书陈群制定的 “九品中正制”。
所谓 “九品”包括 “乡品”和 “官品”,它是选举人才的基础。 “品”即等级,把人才按世、状、品三者定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为上,中,下三品,即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等九个品级。所谓 “世”又称簿世,即家世,家世之尊卑与品第相应,即望族其品必高,庶族则其品必低,重门第家世。
所谓 “状”即是论才能表现。所谓 “品”指的是依据世、状基础评出的基层意见品第。
所谓 “中正”,即负责选举的程序,九品第等的评定,是通过中正官来完成的,郡及州都设有中正官,郡中正 (谷朗就曾任此官职)是小中正,州中正称大中正,中央有司徒、司徒上有吏部尚书。郡、州中正、司徒、吏部等四层机构是“九品中正制的执行机构。”首先由郡中正按世、状、品标准,先对选拔人材进行评定,作出乡评,报册州中正,为九品评定之基础。州中正进行 “州议”,即审核郡的品第评议。州大中正一般由中央官兼任,具有评议和决断权。州议后,再报汇司徒审察,司徒府是由司徒左长史主管。司徒府审议后,再由吏部尚书审决,最后授给官职。
九品中正制重门阀家世,轻才德实践的选人材法,同时小、大中正及司徒府官等都是由势族把持,因此造成官风败坏,这是魏晋南北朝政治混乱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说《更生论》是罗含为九品中正制找的理论根据呢?
第一,罗含认为物各有 “天性”,即由 “天” (道)决定物之个性。罗含 《更生论》说:“是则人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这种 “天性”是固定不变的。
第二,罗含与庄子、向秀一样,认为物体的运动发展形式,是循环成环形运动,周而复始的,不会发生变 “性”。 《更生论》说: “聚散显隐,环转于无穷之途。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贯次,毫分不差。”连人的聪明还是愚蠢,长寿短命,都是前生决定的,永无变差。
第三,既然物有固定的 “天性”,并且这种 “天性”是不变的,人是万物中的一种,当然也有固定不变的 “天性”。《更生论》云:“人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技百世,不失其旧。”
第四,罗含认为人是由 “神”与 “质”二者结合而生的,人死是二者的分离,但分离了还会聚合而再生,再生之人与死前之人还是一样的人,还是有相同 “天性”之人,而且其生死也是环形运动永不变的。《更生论》云:“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又云: “又神质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离,……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
前已介绍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材的政策,就是重门阀家世的政策,而掌握这种政策的大小中正官,司徒左长史及吏部尚书,都是由世家望族选出来的,他们选出来的人材,当然会是 “上品无寒族,下品无世家。”如果按中国文革极左语言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来形容九品中正制,是再切贴不过了。
因此说罗含的《更生论》,就是九品中正制的理论依据,罗含从理论上说明了九品中正制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