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2024/04/06

罗昭伦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到上海了，前三次都因为各种原因，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上海的人文地理了解不多。这次去上海，加之由于时间充裕，专门走了几处比较有名的人文景观，比如上海外滩、老城隍庙、陆家嘴、朱家角古镇、巴金故居等。出于对文学的喜爱，在这些人文景观中，尤其对巴金故居情有独钟。

位于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主楼建于1923年，是一座风格简朴的花园式住宅，由一座主楼、南北两个辅楼，外加一个花园组成，正面的外立面呈“金”字形。灰色细鹅卵石的外墙，在绿树掩映中显出一派静谧的古典韵味儿。

这是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段，稀少的车辆、粗大的梧桐树、高高的围墙、优美的琴声，都使这个区域有别于繁华喧闹的南京路、淮海路、外滩等地。据了解，1955年9月，巴金先生51岁时，从淮海路霞飞坊迁居于此。在这之前，他虽然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但几乎都是到处漂泊，居无定所，到了这里总算才安稳下来，而且这一住就是整整半个世纪。可以说，这座“花园洋房”，见证了巴金后半辈子的写作生涯，也见证了他的喜悦和痛楚、他的成就和苦难。

给我的感觉是，故居整个庭院绿树成荫，草木葱茏，苍翠欲滴。沿着对门的围墙，庭院天井内，到处栽满了绿树和花卉，摆满了盆景。在主楼门厅正面，挂着一幅巴老开怀欢笑的照片。在另一面墙上，是著名画家黄永玉老为巴金故居开馆而专门创作的一幅水墨画：你是谁？画中，巴老在梅花簇拥中，紧锁双眉，静静地思考。

主楼门厅不是很大，呈狭长的长方形。左边是厨房，右边是餐厅。餐厅里有一张圆桌，几把椅子，一张橱子。入门的左边靠墙摆了一架立式钢琴。据说，这是巴老的妻子萧珊1953年用自己第一部译作《亚细亚》的稿费给女儿李小林买的礼物。钢琴上摆放着巴老一家的全家福，对面的墙上悬挂着巴老儿子李小棠1岁时的照片。面对此情此景，我能想象得出，当年巴老一家在这里曾经度过了一段幸福欢乐的美好时光。

我发现，在楼梯旁的矮柜上，有中国作家协会赠送的朱自清、茅盾、冰心、老舍、巴金、丁玲、艾青、赵树理等著名作家的小型雕像，排成一排。看上去生动逼真，形象传神。

一楼客厅的南面，是一个不大的外阳台。1982年，巴老因骨折住进医院后，妻子萧珊就把这阳台封了起来，形成一个20多平方米空间。这里终年阳光充沛，冬天，阳光从外面透了进来，封闭的走廊一下子变得温暖如春。行动不便的巴老从医院回到家后，就经常在这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看到这阳光明媚，便幽默地把它称这为“太阳间”。从此，走廊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并流传了下来。

巴老非常喜欢这个“太阳间”，在他晚年写的许多作品里经常提到这里。在这个独特的“太阳间”里，我看到了三张特殊的书桌。一张是和学生课桌一般大小的简陋的小桌子；一张是一架老旧的缝纫机；而最后一张“书桌”，是架在轮椅扶手上的一块木板。据说，《再思录》中的许多篇章，就是在这块木板上写出来的。这可能是世上最简陋、最独特，也是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书桌了。

我们去的那天，虽然刮着风，但有阳光。当我驻足凝视“太阳间”时，暖暖的阳光正照在其间。“太阳间”的一把轮椅、一把竹椅、一把布椅、一架缝纫机、一把雨伞、一盆兰草，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尽管是一方小小的天地，却容下了一颗高尚的灵魂。看来，传世巨著并不一定只诞生在宽敞的书房里，狭窄的天地，一样能够产生出不朽的作品。巴老用他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楼左边是卧室，右边是书房。卧室里有两张床。正中间大床边上的床头柜上，放着妻子萧珊的照片和她的很多译著。在紧挨着床头柜的五斗橱上，原先一直放着萧珊的骨灰盒。萧珊是巴金一生唯一爱过的女人，他们之间虽然年龄相差13岁，但一直相濡以沫，伉俪情深，尤其是在“文革”岁月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说到他们的相识相爱，其中还有一段有趣的佳话：1936年，因为《家》的巨大成功，巴老成为青年人的心中偶像，追求他的人特别多。其中有一个女高中生，给他写了很信多，尽管两人通信达半年之久，但却从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女孩主动寄了一张照片给巴金，然后他们相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经过8年的恋爱，年届不惑的巴金终于与这个名叫萧珊的女孩结为连理。

1972年8月13日，萧珊因患直肠癌与世长辞。临终前，她总是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逝世后，她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巴老的卧室里，床头放着萧珊的译著，巴老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老对萧珊一往情深，为她写过《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其中，他在《再忆萧珊》中有这样两段：

“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这骨灰盒起初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床前五斗橱上。后来，‘“文革”’收场，封闭了十年的楼上她的睡房启封，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楼，她仍然伴着我度过无数的长夜。……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

“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做肥料。”

把骨灰盒放在卧室里，这似乎不是常人所为，可巴老却执意这样做了，而且一放就是恨多年，直到他逝世，这可足见他是一个多么至情至性的男人！

在巴老故居，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到处都是书，这里简直就像一个图书馆。平日里，巴老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一生爱书，买书看书，从未间断过。不但书房有书，而且家里的客厅、阳台、走廊，甚至卫生间，都有不少书橱和书架，里面摆的都是书。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他爱书的程度：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尽管巴老一家生活很拮据，可他还是坚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了，便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可巴老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如果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他一上岁数便亲自处理藏书，把许多珍贵的中外图书、杂志捐赠给了图书馆。我特别注意到，他曾使用过的许多中外工具书。其中有大英辞典、牛津辞典、汉法词典、俄汉成语小词典、现代瑞典语辞典、世界语分析语法、德语动词、日本姓名词典、袖珍音乐小辞典、标准歌剧和音乐会手册等。

除买书看书外，更多的时候，巴老是把时间用来写书。年轻的时候，他是个多产的作家，可他发现自己后来写得不多了，也发现后来的年轻作家也写不多了。1956年，他在家中客厅接待前来采访、当时还很年轻的白桦。当两人谈到文学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问题时，他对白桦说：“大家都说你很多产，但比起我年轻时候就不能算多产了，我们那时候一年要写几部长篇。当然，我们年轻时候比你容易些，没这么多框框条条，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得很快。”

巴老从青年一直写到老年。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8月，历时8年，他以每30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总称《随想录》。《随想录》堪称一部伟大的书，是巴老用全部人生经验倾心创作的书，被人们称赞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写完这部长达42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地自我忏悔。

作为故居和纪念馆，在这里陈列着的：既有他的笔、手稿、名著；有他观赏过的《关汉卿》《祥林嫂》和《娜拉》的戏单；有俄罗斯雕塑家谢里汉诺夫为他雕刻的塑像，也有历年获得的国内外奖状、奖章、绶带。在楼房里，有过笑声，有过眼泪，也有过萧珊的琴声。客厅里，曾与中外访客畅叙，曾与文友促膝长谈，也有门可罗雀的日子里空无一人的时候。院子里曾盛开玉兰花、樱花，也有草木凋败、满目凄清的岁月。

走出房屋，步入故居的后花园。每当巴老工作疲倦后，他都会沿着花园的小径漫步。这里留下了他理性思考的脚步。一条水泥园道环绕花园，引人注目的是园中的两棵广玉兰，高大挺拔，向空中伸展着蓬蓬勃勃的绿色枝叶，茂盛的枝叶间盛开着一朵朵广玉兰花，白洁的花瓣舒展饱满，宛如碧绿油亮宽厚的树叶中开放的一朵朵圣洁雪玉般的荷花，向空中飘散着一缕缕典雅的芬芳馨香。广花玉兰是巴老生前种下的，广玉兰树的寓意是高尚、美丽、纯洁，生生不息，传承世间。巴老一生都以“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为创作原则，国内外的文人都将广玉兰树誉作巴老的崇高人格品质。

记得巴老曾经说过：“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如今，虽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充满生命力的作品依然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读者，久久地激荡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