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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正在“流氓化”,这可不是个小问题(罗满元)
作者:罗满元    发布于:2021-03-11 09:34:10    文字:【】【】【

罗满元2021/03/11

 

罗老二

2018-06-18

 

近些年来,“痞子作家”王朔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引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与效仿;于是,坊间的流行语“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许许多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知识分子“流氓化”。可惜的是,这种变化我们注意得最不够、探讨得最不深、认识得最不清。或许因为变化太多,我们有些顾不过来,但知识分子“流氓化”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问题,理应引起我们足够关注。

知识分子不是街头混混,知识分子“流氓化”没有前途!

知识分子“流氓化”众生相

不管哪种类型的流氓,他们的基本特征都是没有是非对错原则。他们一般不受道德约束,不受良心掣肘,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什么公平正义,什么责任良知,什么体面尊严,什么天怒人怨,他们一概不理那一套。他们认为自己所说的所做的,都是有理的都是正确的。纵观当今“流氓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特征也是如此。其具体表现形式,大抵有以下四种:

表现之一:“撒泼”。当今有的知识分子像市井泼皮、乡村泼妇,把天不怕地不怕、斗狠比刁耍横当做“本事”当成“个性”,一遇到不顺自己心意的事,就大喊大叫大哭大闹,就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就脏话痞话毒话劈头盖脑,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代表当属北大教授孔庆东。他自称是孔子73代孙,可他却没有一点儒雅风度。他的电视节目《孔和尚有话说》曾经广受欢迎不假,他一次又一次地“炫骂”也名不虚传。《南方人物周刊》想采访他,他不喜欢这家媒体,不喜欢你就婉拒甚或直接拒绝就是,可他不,拒访之后一分钟,他就在微博上激情开骂了,而且骂得粗痞不堪:“《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电话骚扰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北大教授如此“炫骂”,这还像孔家的后代吗?这还有一点北大教授的风度吗?

表现之二:“耍赖”。当今有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十足的无赖。不讲诚信、死不认账、见利忘义、造假欺骗、无理狡辩等等,都是他们“混世”的拿手好戏。这方面的代表当属“金缕玉衣”和“汉代玉凳”事件中的那些专家。富豪谢根荣自制了一件“金缕玉衣”,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等5位顶级文物专家只是隔着玻璃“看了看”,就鉴定为“全世界只有两件”的顶级文物,估价24亿元,在鉴定书上签字画押,结果让谢根荣成功骗贷6亿元,而他们拿了几十万“鉴定费”完事。谢根荣诈骗案发后,5位专家竟然怪罪谢根荣“忽悠”了他们。“金缕玉衣”的天价神话余音未消,“汉代玉凳”的天大笑话又闪亮登场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南泉有“玉界泰斗”之称,这套“汉代玉凳”被他鉴定为“稀世之宝”,北京一拍卖行将其拍出2.2亿元高价,一时舆论哗然。因为稍有文史常识的人都有把握认定这套“汉代玉凳”是赝品,而江苏邳州的玉雕商更是把真相和盘托出,原来这套所谓的“汉代玉凳”只不过是他们设计生产的一件工艺品。直到此时,周南泉一方面再三解释自己与拍卖行没有利益关系,另一方面死硬坚持自己“当初对这件拍品的鉴评”,一些“挺周派”专家也随声附和,说“周老没有走眼”、“2.2亿便宜了,10个亿都不止”,像极了街头演双簧的。

表现之三:“不要脸”。当今有的知识分子卑鄙下流、厚颜无耻、蔑视道德、侮辱妇女、甘当小三、聚众淫乱,有的甚至成了色狼、淫棍和专门破坏健康婚姻的第三者,而且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常常打着“人性解放”、“人性自由”、“个人隐私”什么的大旗来为自己的无耻开脱。这方面的代表当属组织“换偶”闹剧的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和“微博捉奸”丑剧的男主角——铅笔社的民间经济学家陈青蓝了。马尧海组织22名男女以“交友”的名义多次进行“换偶”,最后以“聚众淫乱罪”获刑3年半。他对此很不服气,一再声称“换偶比婚姻出轨要高尚”。而陈青蓝在被妻子捉奸在床并在微博上“直播”受到网民谴责之后,竟然也通过微博对公众给出了这样恬不知耻的回应:“道德是永远是个人的选择,而不存在什么集体的道德。请不要挥舞着道德大棒来打人,因为那是你的道德,不一定是别人的道德。”

表现之四:“下黑手”。当今有的知识分子遇事不来明的、正的,而尽往暗的、歪的道上走,热衷于“黑社会”、“二社会”、“潜规则”,拉帮结派顺昌逆亡者有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者有之,设陷阱使阴招者有之,栽赃陷害借刀杀人者也有之,等等,整个一个江湖社会的搞法。这方面的代表当属雇凶打人的“准院士”肖传国了。“海归”教授、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肖氏反射弧原理”创立者等等,这些头衔不能说不炫目,这个知识分子不能说不大。可肖传国为了报复质疑他学术成果、致使他落选中科院院士的“打假斗士”方舟子,竟然雇凶打人,结果被拘役5个半月,外加一个“铁锤教授”的名号。这哪还像个“准院士”,这分明就是个“下三滥”。

 用不着更多地例举,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撒泼、耍赖、不要脸、下黑手等等,这些市井流氓的把戏如今已经与知识分子纠缠在了一起,知识分子“流氓化”已经成了一种不可回避也回避不了的现象。只有正视这种现象,找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才能找出解决的办法。

知识分子为何变成了“流氓分子”

知识分子“流氓化”事件频发,人们惊问:如今有的知识分子怎么成了“流氓分子”?“环境创造人”,有的知识分子变成“流氓分子”,是社会“大环境”和个人“小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个有“一切向钱看”现象严重存在的社会,为有的知识分子变成“流氓分子”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清贫”闻名于世,但市场经济让他们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转型”。如今,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一切向钱看”不仅成了某些人的“普世价值”,而且成了社会上的普遍现象。长期生活于清贫之中的知识分子一旦“觉醒”,有的就更容易成为金钱拜物教,对财富的渴望和索取比常人更有智慧和手段,也更容易变成财富的奴隶,变成“流氓分子”,从此再也没有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和悲悯精神。北京有个大学教授,过去一直挤公共汽车上班,对普通市民的辛劳辛苦感同身受,可近年来发财了,有了私家车,就不知民间疾苦了。他在课堂上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汽车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挤。”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再“发达”下去,他可能就要在课堂上向学生“炫飙车”了。

 一个有“靠权力和势力说话”现象严重存在的社会,为有的知识分子变成“流氓分子”提供了社会政治基础。当今中国,在很多地方很多领域,“权力通吃”几成定律,“势力垄断”近乎公然,一个知识分子想超然权势之外,自觉自愿地担当人文理想和价值守望与社会批判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很难。在有些知识分子看来,不管是甘愿做“依附型”的体制内知识分子,还是选择做“江湖型”的体制外知识分子,或者做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得要自觉不自觉地听命于某种权力或势力,要么为某种权力或势力背书,让他们恩赐或者参与其中分一杯羹,苟全于世;要么被他们排挤出局或者自己主动而无奈地退出,浪迹社会。这两种选择,都将使有的知识分子堕落成“流氓分子”,也自然为社会所鄙视。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公开发表“99%以上的上访户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的言论,他内心一定是想以此为政府有关部门解决上访难题提供“科学”支持从而赢得名利,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全民公愤,人们都以为他自己患有“精神病”。

一个有“以个人为中心”现象严重存在的社会,为有的知识分子变成“流氓分子”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价值观念是人的精神素质的核心部分,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及人格是相辅相成的。这本来是知识分子最应该探索、追求和塑造的东西,但如今的社会,很多人在以“自我”、“自保”、“自私”为中心,一些政客为了自己的政绩可以血拆强拆,一些商家为了自己的利润可以假冒伪劣,一些路人为了自己免惹麻烦可以见死不救见弱不扶,连一些809000后为了突出自己,表述的主语也只用“我”而舍不得用“我们”。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知识分子怎能置身事外。于是,不少知识分子为了不被社会甩掉、不受社会奚落、不愿孤寂苦闷,便以自己的某种知识与文化优势与特长,以“流氓文人”的形象来参与这个多元社会的建设,体现自己的个性与价值存在。于是,王朔出现了,韩寒出现了,木子美出现了,洪晃出现了,李银河出现了,周立波出现了,郭德纲出现了,孔庆东等等的都出现了。

一个有“讲江湖规矩”现象严重存在的社会,为有的知识分子变成“流氓分子”提供了社会道德基础。当今中国正走在法治的路上,“明规则”、“显规则”当然是主流主导,但谁也不能否认,除了台上演出的正剧之外,幕后还有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圈子的江湖剧,而且有各自的“江湖规矩”,许多事情还得靠“江湖规矩”来解决。知识分子本来是最崇尚公平正义、公开透明和依法办事的,但理想不是现实,离开了“江湖规矩”,你可能就是一个“另类”、一个“傻瓜”、一个“不合群的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一个“叛徒”。于是,专门替既得利益集团说话办事的这个“专家”那个“学者”有了,专门帮文体明星包装炒作的这个“策划大师”那个“设计大王”有了,专门为官员升迁为富豪立传为危机公关等等的“智囊”、“枪手”、“谋士”等等的属于各个“圈子”里的牛头马面式的知识分子都合情合理地有了。

当今中国正处在“转型期”,虽然促使有的知识分子变成“流氓分子”的各种社会基础已经存在,但幸运的是,在全体知识分子中,追求知识分子“流氓化”还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成为他们的共同价值追求。随着中国的不断改革、发展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脊梁也会越来越直、越来越挺、越来越硬,地位也会越来越高,作用也会越来越大,知识分子也会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尊敬。

知识分子要无愧于“社会的良心”

 尽管今天出现了知识分子“流氓化”现象,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国人都知道,知识分子“流氓化”是没有前途的。如果说知识分子“流氓化”是“环境创造人”的结果,那么,要改变这种状况,还得要靠整个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本身作出艰辛而痛苦的努力,因为同样道理,“人创造环境”。

 今天,尽管“知识分子”的概念似乎越来越模糊,但人们还是有这样一个基本共识:不是有“知识”就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拥有某方面专业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有社会责任感的脑力劳动者,尤其“社会责任感”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关键因素。而且,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和脊梁,社会的变革和进步,都由他们发起和推进,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作为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前途和走向。因此,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不能随波逐流,而要担起责任,挺直脊梁,为社会贡献思想、智慧、正义、希望与力量,做时代的排头兵。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与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完美无缺的,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总是对社会现状有些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社会的某些方面,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这个特质,在许多国家催生出了许多让人肃然起敬的知识分子英雄典型与英雄壮举,比如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卡拉冤案奋力抗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冤案而愤怒控诉;20世纪,存在主义女作家波伏瓦为德贾米拉案挺身而出……他们都是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宁作代价,为一个素昧平生甚至是外国的小人物伸张正义,为唤醒一个国家与国民的良心,与自己的国家机器作斗争,从而彰显出了无与伦比的良知、勇气与大爱。正是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无私无畏、不断不倦的斗争,反而最终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世界声誉——法国如此,任何一个有良知、存正义的国度,都要为自己国家曾经出现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而感到骄傲。

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自古以来表现为“铁肩担道义”的传统。中国一直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许多知识分子也把“铁肩担道义”当作自己的责任,更把“独以天地精神而往来”当作自己的气质,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具有独立人格、把正义看得比生命更重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代都可以找到许多人。战国时期的屈原,忧国忧民“虽九死而不悔”;魏晋时代的嵇康,不苟同于司马昭集团,一篇《与山巨源之绝交书》写得酣畅淋漓,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成为其千古悼音;明代的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的明成祖写诏书,最后被诛十族,自己也惨遭腰斩;还有被明王朝视为异端的李贽,力排世人对孔教之迷信,倡言“童心说”,称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一生屡遭迫害而始终顽强不屈,最后在76岁高龄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逮捕入狱,自刎身死;还有清代的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清失败后,以死来抗命清朝廷征召他赴博学鸿词和参修国史。近现代,则有作为古文化煞尾者的王国维,因不忍心看到祖国被蹂躏列强的铁蹄下,身投昆明湖自尽;更有中国最硬脊梁的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笔为匕首,一生坚韧地与专制和反动作斗争……正是有了他们“社会良心”的引领,中国历史才在艰难曲折中前行和发展,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与尊敬!

那么,当代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无愧于“社会的良心”呢?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虽然我们的身边拥有教授、博导和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虽然我们的身边不时有邹承鲁、钟南山、季羡林、温铁军、于建嵘、李昌平、吴敬琏、朱学勤、郎咸平、李敖、秦晖、童大焕等许许多多闪耀着“社会良心”光芒的知识分子在为今天的时代增添亮色,但是能够像马寅初、胡风和黄万里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与整个世界对抗的勇气的知识分子纵然没有绝迹,却也已经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有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滑向了“流氓化”的深渊。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当年胡风的铮铮铁骨。1966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的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与周扬是一对宿敌,但胡风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了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不但不揭发周扬,还说像报上所说的那样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难以服人的。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这样作出回答,让人们感到这个囚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在他这里重放异彩。在这之后,这个囚徒因为他的这种“不合作”而饱受摧残,最后成了“一个神情木然的病人”。也许他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但是他的内在尊严却永存了下来,继续鞭策和激励着后人。

或许,真正的知识分子有些注定要成为悲剧命运的承担者;或者说,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与挫折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来承担。今天,虽然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知识分子似乎也不再需要活得那么悲情与悲壮了,但令人晕眩的现实社会又使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走到了社会边缘,有的知识分子因此迷茫了,好像找不到“社会的良心”了,甚至把自己混同于街头小流氓小混混了。实际上,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正是面临着最多问题的时期,也是最需要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与投身其中的时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知识分子如果选择“流氓化”道路,那不仅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沉沦与堕落,更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良心”的逃避与玷污。尊敬的知识分子们:你们是最普通的公民,你们更是知识分子!你们对国家的衰落或兴盛,对社会的损害或完善,对国民的痛苦或幸福,都有着一份更加不容推卸的责任!如果你们选择“流氓化”道路,这份责任你们是承担不起也是没有资格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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