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满元2020/10/06
原创 罗老二
高建华受审作“最后陈述”时，声音洪亮，节奏铿锵，言辞恳切，表情轻松，还不时看看前方、环顾左右，心里也许在“评估”自己的“发言”效果，仿佛自己在讲着“别人的故事”，也仿佛自己在作着“反腐倡廉”报告，像没有“倒掉”之前那样。
公诉机关称：高建华，湖南永州祁阳人，共受贿1499.66万元，其中既遂1219.66万元，未遂280万元。但“鉴于被告人高建华部分犯罪行为系未遂，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建华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无怪乎，高建华在受审时那么轻松！无怪乎，人们称他是“教父级”贪官！即便“倒掉”了，他也能躺在地上抱住几根“稻草”，以抵挡或减轻更重更大的“打击”！
这就是高建华！这就是高建华贪贿了16年而且“越贪贿官做得越大”的“本事”！
高建华的这种“本事”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他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相对来说，是！
公诉机关指控：高建华贪贿的1499.66万元，是其在2003年至2019年间，利用担任道县县委书记，永州市委常委、零陵区委书记，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常务副主任等职务便利，在招商引资、工程承揽、人事安排、资金拨付、推选人大代表等事项上接受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特定关系人收受的。
也就是说，高建华的贪贿始于2003年，那一年是他担任道县县委书记的第二年。其实，高建华是个“老资格”的“领导干部”了。他的“简历”告诉大家：1987年他28岁时就已经是副处级官员了，在他担任道县县委书记之前，他已经在共青团零陵地委书记、东安县委副书记（正处级）、永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永州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等多个重要领导岗位“历练”，正处级的“官龄”已经长达8年！做了7年副处级、8年正处级官员，而且还是那么重要的领导岗位，高建华竟然没有一笔贪贿记录——至少，公诉书上没有提到。
做了15年的“处级领导”后，2002年高建华被任命为道县县委书记，虽然仍为“正处级”，但他却欣然前往赴任。第二年，他就开始贪贿了。难道只有做了“地方大员”之后才可以贪贿吗？难道前15年的“处级领导”生涯没有贪贿的机会和条件吗？非也！这或许就是高建华的“高明”之处，也或许是他后来被人们称为“教父级”贪官的原因！
高建华贪贿的“潜伏期”，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贪贿期”，长达16年。而且，在这16年间，不知内情的大多数永州人，都说他有“领导能力”有“群众口碑”，而且“能说会道”“口才了得”。我在永州有不少同事、朋友、同学，曾经在各种社交场合，但凡提到永州官场，免不了就有人“点赞”高建华几句，有的人还调侃式地评价道：“高书记，实在是高！”
高建华贪贿的“准备期”，更准确地说这应该才算“潜伏期”，也是长达16年（15年其他岗位的“处级领导”，再加一年“未贪贿”的县委书记任期）。在这16年间，“看重”“看好”高建华的干部群众就更普遍了。或许，这16年，才是高建华真正“看清”官场的16年，才是他深谙官场奥秘的16年，才是他怎样将官场“潜规则”转变成自己的官场“潜意识”的16年，才是他如何把自己“修炼”成为后来人们眼中心中“教父级”贪官的16年。16年的潜心“修炼”，让高建华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打下了今后“怎样做贪官”，特别是怎样做“有智慧的贪官”的深厚“思想基础”，从而在自己的“头脑里固有”下来，形成了“潜意识”。
当然，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可爱的群众有时忘了“擦眼睛”，看得有些模糊，被那些奸诈的贪官给蒙住了眼。但也有很多人，就在人们的疏忽间，会火眼金睛般地发现某些官员的某些看上去“很高明”的“苗头”，而这些“苗头”恰恰很可能就是某些官员后来“摔跟头”的“源头”。
譬如高建华在担任东安县委副书记期间，我有一位我对其知根知底的朋友，曾是高建华分管部门的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也就是说，我那朋友是高建华的一个下属。他曾经向我说起过他与高建华的“交集”故事，说他那时就“看穿”“看透”了高建华。如今看来，这些“故事”或许可以为我们分析高建华后来为什么能成为“教父级”贪官，提供一些生动具体的注脚。
高建华初到东安任职，我那朋友有一个亲戚刚好是高建华的“老朋友”。高建华到东安上任的第二天，就被我那朋友的亲戚请到家里“接风”，那亲戚自然想到了正是高建华下属的我那朋友，于是我那朋友很自然被邀请去跟“高书记”相互“认识认识”。这一“认识”，我那朋友与高建华相谈甚欢，当然大家也都满面春风。
在官场的某些人看来，我那朋友算是“走狗屎运”了，“高书记”一到，就捷足先登地入了“群”进了“圈”。可我那朋友是个笃信“有为才有位”、不相信“有人就有位”的家伙，并没有把这次“结识”当作“结拜”，依然还是那样勤奋那样诚实地干事，与“高书记”的“往来”还是止于与“高书记”前任那样的“往来”，纯粹是工作上的正常交往，既不“亲”也不“疏”的那种样子，但在某些人看来，我那朋友至少应该算是“高书记”那个“圈子外围”里的人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那朋友看出了“高书记”为官的一种“诡谲”，从此也让他从“高书记”那个“圈子外围”里“出局”了。
事情是这样的：毕竟是自己初来乍到时“结识”的“下属”，“高书记”还是想给我那朋友一次“会办事”的机会。有一个单位有一笔经费，想到我那朋友单位报销，于是找到“高书记”。“高书记”于是叫他们来找我那朋友，就说是“高书记的意思”。怎奈我那朋友是个“直肠男”，不知道“高书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非要“高书记”签字或亲自给他打个电话才给报销。最后，这事办得很无语，三方都很尴尬。等到我那朋友“醒悟”过来，“高书记”就再也没有给他“办事”的机会了，而且，原来“高书记”有时“亲自”找他“交待工作”的事，也按照“规矩”，改为吩咐分管部门向我那朋友“传达”或“转达”了。你看看这，真的是“高书记”的“高”！
经过这件事，我那朋友开始感觉到：以“高书记”的这等“智慧”，要是日后他做了“贪官”，必定会贪得“天衣无缝”，贪得“合情合理合规”，譬如事前“物色”好“代理人”“替死鬼”什么的。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我那朋友看出了“高书记”为官的一种“诡异”，从此也让他成了“高书记”的一块“心病”。
事情是这样的：我那朋友爱文学爱新闻爱思考，总爱写点“东西”，而且喜欢写点与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一年那一段，他写了两个长篇纪实报道，适时地发表在了当地媒体上。一个稿子叫《杂交稻种咏叹调》，写那段时间东安闹“杂交稻种荒”，上上下下的那种忙乎忙乱；一个稿子叫《东安街头：八字还要看多久》，写东安县城乃至县委大院门口两旁“看相”“算命”的“众生相”，描述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相世态。文章见报后，引起了县里“高层”的“重视”。稻种的事归县长管，县长看了文章后，认为文章摆问题、做分析、提对策，“写得好”；“看相算命”这事归谁管呢？这是个社会新闻，好像谁都可以管、谁都不用管，但在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高书记”那里，这个事就变得“高大上”起来了。他十分巧妙地利用一个有我那朋友参加的宣传部门的小型会议，提醒大家在工作中要特别注重“以正面宣传为主”，注意“舆论导向”，以免犯那些不必要的低级错误。你看看这，真的是“高书记”的“高”！
经过这件事，我那朋友进一步感觉到：以“高书记”的这等“敏感”，要是日后他做了“贪官”，必定会贪得“高尚无比”，贪得你“口服心服，不得不服”，譬如入个“干股”以示“支持”，受个“礼金”只是“人情”什么的。
再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那朋友看出了“高书记”为官的一种“诡诈”，从此也让他与“高书记”彻底断了“联系”。
事情是这样的：我那朋友虽然已经与“高书记”来往不再密切，但“高书记”的“提醒”他还是谨记在心的。那之后，我那朋友写文章总是很“正能量”的，有时写到适当的地方，还故意“拔高”那么一点点，但没想到在其他某个方面却有了一点疏忽，真的“犯了低级错误”，真的成了“一个犯错误的同志”。想到自己的“错误”，我那朋友虽然直面“错误”承担“责任”，但心里还是有些“愧疚”，感到自己给有关领导“丢了面子”。于是，我那朋友便到“高书记”那去，想当面向他表示“歉意”。可怜我那朋友还没开口，“高书记”便当着一众来向他“请示汇报”的人，貌似“大义凛然”地对我那朋友说：“你那点事我知道，与我无关！”我那朋友一听一惊，反倒顿时释然，转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在想：还没出什么“大事”呢，而且根本没有想请你“高书记”出面去“说情”呢，你却想到的是如何去跟你一个愿意自己担责的“犯了错误”的下属作如此“切割”，而且看上去还那么“光明磊落”的样子。你看看这，真的是“高书记”的“高”！
通过这件事，我那朋友绝望地感觉到：以“高书记”的这等“谨慎”，要是日后他做了“贪官”，必定贪得“干干净净”，贪得你“哑巴吃黄连”，譬如即便是“同案”“同伙”，但凡你拿不出“铁证”，他都会“金蝉脱壳”，把自己洗得像白菜一样。
后来的事实，把我那朋友的“感觉”全都印证了。高建华在“一边贪贿一边升官”的路上日夜狂奔，也在“一边被检举一边被夸赞”的混沌中惶恐不安。先是“潜伏”了16年，后是“贪贿”了16年，这32年大抵是他官场生涯的“主体”，也是他人生经历的“主线”；“潜伏”的16年很“难熬”，但最终还是“熬出了头”；“贪贿”的16年也很“难熬”，但最终还是“熬”出了“教父级”贪官的“大名”——哪怕到最后站在被告席上，他还能那样“从容不迫”，还能那样赢得“从轻发落”，还能得到一些人的“另类称道”，这和他的“师傅”秦光荣的“投案自首”有得一拼，这可不是一般的贪官能够做得到的！
一个“教父级”贪官就这样倒掉了，只是不知道，这个“贪妖”或者“妖贪”在贪腐的路上，是否想到了自己有一天会“倒掉”而现出原形！
反腐永远在路上。这路上，妖魔鬼怪般的贪官，高建华肯定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金猴奋起千钧棒，我们都来做孙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