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2025/07/28

【 史论 】刊物顾问  詹华如（湖北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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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燕【编者按】

刘秀“不远征”的深层智慧

建武二十七年，臧宫、马武力主远征匈奴，刘秀却以“柔能制刚”力拒，这一决策背后，是超越时代的战略远见。其“不远征”，绝非怯懦。从现实看，天下初定，“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休养生息才是当务之急；从理论而言，他糅合儒道思想，提出“务广德者强”，将治国重心放在“逸政”与“广德”上，而非穷兵黩武。这恰如余秋雨所言，中华文化“非侵略、不远征”的本性，在刘秀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拒绝以血泪换疆土，善待降者、斥责屠城，以“仁”聚民心，以“稳”固基业，最终成就“光武中兴”。刘秀的伟大，在于他清晰区分“收复失地”与“远征扩张”，以强大定力锚定治国核心。这种根植于“中庸之道”的智慧，不仅让东汉得以延续，更印证了中华文化“非侵略性”的生命力——不恃强而凌弱，方得长久。

建武二十七年(51)，朗陵侯臧宫与扬虚侯马武联名上书，建议刘秀趁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之机,从左右两路出兵,彻底消灭“北虏”。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写有这样的话：“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在此，上书者谏劝刘秀不可“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不可一味“仁恩不忍”，实际上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秀柔道治国的主旨。对于两位大臣的上书,刘秀诏报道：《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攻，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荀非其时，不如息人。显而易见，诏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论述了之所以必须“守文德而堕武事”的依据。就理论而言，刘秀引《黄石公记》之言，通过对“柔”“刚”“弱”“强”意义的分析，指出治国必须行“逸政”而不可行“劳政”,必须“舍远谋近”而不可“舍近谋远”，必须“广德”而不可“广土”，必须“安”而不可“残”。这里,他把儒家思想与黄老思想杂糅在一起，对所实行的偃武国策作出了理论上的阐释。就现实而言，刘秀总结当时的情况是：“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从前文所列举的建武十三年统一之后，东汉境内的所发生的“武事”实例来看，这个总结还是实事求是的。他还指出，如果用国家二分之一的力量能灭掉匈奴，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可是当时匈奴力量尚强，而许多传闻之事都是不可靠的，在这种情况下，“欲远事边外”，实在不是时候，还不如让国人休养生息为好。这个诏报，实际等于刘秀决心“守文德而堕武事”的宣言书，“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古代史学家范晔针对上述之事,曾作评论道：“臧宫、马武之徒，抚鸣剑而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矣。光武审《黄石》，存包桑，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其意防盖已弘深。岂其颠沛平城之围，忍伤黥王之陈（阵）乎？”其大意说，臧宫、马武这些人，摩拳擦掌，利剑鸣于手中，志在消灭伊吾以北的匈奴；光武皇帝遵循《黄石》之论，巩固国家的根本，闭玉门关谢绝西域各国派来入侍的质子，以谦卑的词语和丰厚的礼物回报匈奴的使臣，他防范的用意已经非常弘深，岂不正是要避免重蹈汉高祖平城受困、与黥布对阵受伤的覆辙吗！应该说，范氏的看法，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还是揭示了刘秀偃武的本意的。余秋雨先生说：“要说强大的话，无论是古代的埃及王朝、巴比伦王国，还是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都曾经纵横万里，雄霸一时，但是当它们企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远方的时候，麻烦就产生了。强大的帝国不管是输是赢，都会给人类文明增添血泪和仇恨。而且，这些血泪和仇恨都是种子，任何时候都可能开花结果。”（境外演讲》，第113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余秋雨先讲的这个道理，大约在近两千年前，就被刘秀皇帝认识到了。我们作为后人，不能敬佩他思想的前瞻性和权衡性。当时主战派认为，灭匈奴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刘秀不同意劳师远征。认为即使胜利，也会付出得大代价的。况且，后勤补给也并不容易。当刘秀把战略从战争转移到“治国、平天下”的时候，他是不轻易动用一将一卒的。他的宏图大略，是要实现“光武中兴”，安定天下。这是大盘子。大师余秋雨先生说：“中国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国军事远征，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样。这种区别，连很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过了很久才弄明白，发觉根源就是“中庸之道”。（《境外演讲》第71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这可能是刘秀不同意远征匈奴的哲学原由。这就是刘秀皇帝与一般将军相去甚远之处。当吴汉灭掉公孙述后，采取了屠城之策。对此，刘秀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与斥责。刘秀对于归降的士兵是善待的，采取“一个不杀”的人道主义。对于归降的将军，基本上延用，有的甚至厚待。在战争年代，刘秀显示了“仁君”的品质，赢得民心、军心。与治国岁月中的“明君”相对应，刘秀怎么不得天下、坐天下呢？刘秀的伟大目的，是收复失地，即汉武帝留下的国土疆界。此后，他不想远征，扩大地盘，刘秀有强大的战略定力。余秋雨先生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教训。他说，“中华文化有一种非侵略、不远征的本性”，因此，她在世界各种重大文化中活得最久、最长寿，直到今天，而其他文化都先后灭亡了。他又说，“在世界古代，任何远征都没有好结果。要让一场侵略战争来推进文明的进步，完全是一种空想。”历史证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人口全球第一，经常也会出现国力鼎盛的时期，居然没有向外扩张的意图。从这个大历史角度来理解刘秀的“不远征”，就不难了。况且，打了十几年战争，东汉的国力肯定下降而不是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远征”，也不现实。